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就业制度改革是沿着政府“放权让利”，先易后难，从农村到城市，从就业制度的外围向核心部分逐步推进的方向渐次进行的，在改革中渐次实现劳动就业制度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10年动乱造成我国城镇失业人口剧增，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失业高峰。城镇登记失业人口1978年530万人，1950年为541.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1978年为5.3%，l980年为4.9%（《中国统计年鉴》，1985），就业压力空前沉重。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政府在80年代初提出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在城镇实行由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并推出了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组织。

这些举措，突破了长期以来在城镇由政府“统包统配”的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广开了城镇居民的就业门路，使当时空前沉重的失业压力在短短四五年之内迅速得以缓解。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工资制度，其制订过程十分复杂。全国7类地区，4类产业；每类产业又分为4类企业；在企业内部又分为3类科室，4类职工；企业职员分为13类。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行政人员工资由30个等级组成，全国又分成11个工资区。这套复杂的计划工资制度一直沿用到1985年，影响迄今。

改革开放以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指导下，许多企业纷纷自主进行工资制度改革。比如，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实行了高薪招聘人才，按个人业绩和效益发工资的新办法；深圳则率先推出与经营效益挂钩的经理年薪制；三资企业引进了一些国外的工资制度；股份制企业把工资、奖金、分红等一起考虑，制订分配计划等。同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劳动工资管理也进行了根本改革，开始放弃直接管理，还权于企业，由企业自定。政府仅管住“三条线”：一是最低工资保障线，二是工资增长指导线，三是工资预警线，进行宏观调控。

通过这方面的改革，大大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过去占统治地位的计划工资制度，开始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元分配制度，工资对企业员工的激励约束机制大为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计划安置型劳动人事制度，在客观上把就业者分为干部、职工和农民三种等级的终身岗位，并人为限制了人力资源在三者之间的流动，在就业制度上诱发了“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国有企业职工由国家统包终身”的现象，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职工和行政机关干部队伍的过度膨胀，使激励约束机制和失业机制难以奏效。全国目前大约30个人养一个“吃皇粮”的国家行政人员，财政支出的大部分被“人头费”吃掉了；农民负担或企业负担的加重，各种不合理摊派的出现大多也与此有关；国家行政机构日益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诸多弊端由此而生，甚至成为培植腐败的土壤。综合各有关权威部门的判断结果，“全国大约有2600-3800万人隐性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其中国有企业约为2000-3000万人，机关事业单位约为600-900万人”，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沉重包袱。

1998年开始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等国家行政机构改革，是对干部队伍的“存量”进行结构调整，是减人增效的重大措施，这将改变以往机关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旧格局，因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劳动人事制度的一项重要创新。

在干部的选拔，即干部人力资源的“增量”方面，近年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广西等地政府纷纷改变了以往仅从机关内部选拔提升的封闭式传统做法，而试行了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的新制度。例如，浙江省公开招考公务员已进行多次。其中，1996年就本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面向社会招考了1949名公务员。这方面的制度创新虽尚在试点阶段，但在干部队伍中引进了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市场机制，成效显著。在浙江、四川等地一些市、县的公开选拔干部中，甚至不拘一格地择优录用了农村户口的应聘者，深得民心。

干部人事制度是我国劳动就业制度中关键部分，因此，机构改革和公开选拔干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的劳动就业制度创新之一，对我国人力资源通过市场而优化配置具有重要作用。